宋學仁、陳聖德、張孝威、丁予康、海英俊，還有許多當今台灣企業界的精英，他們35年前入行的薪資多少？

答案是：每月新台幣四萬元。當時台灣剛剛開始經濟起飛，公務人員的月薪一萬元左右，這批年輕、從海外留學回國的菁英份子，獲得外資企業的重用，給予公務人員月薪四倍的薪資。在企業的大力栽培之下，眼光與氣度大開，20年後陸續成為台灣企業的領袖，不僅為他們服務的公司創下新猷，還能繼續提攜大量五、六年級後輩。

台灣能在90年代脫離泡沫經濟的陷阱，成為全世界科技產品的代工重鎮，靠的就是陳聖德、宋學仁這批量大質精的歸國學人，回國與本土的製造業黑手聯手，將台灣克勤克儉的製造業精神，與國際的企業與全球市場結合，不斷將新的技術、新的資金、新的客戶帶來台灣。而這些科技公司陸續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，不只創造財富，更帶動了整體的金融、服務、建築產業的全面升級。

但是，台灣吸引人才的動能卻日漸疲弱。過去10年我們的薪資水準停滯不前，如今大學畢業生兩萬兩千元的平均起薪，停留在20年前的水準。相對上，鄰近的上海、北京、香港與新加坡，卻都提供四、五萬元的起薪工作機會，我們頂尖大學培養出來的優秀學生，大量出國到上海、北京、香港或新加坡。留在本地的大學畢業生被當作藍領階級來使用，稍有成就的又遠走他鄉，可以預期，20年後台灣很難再出現宋學仁、陳聖德，也很難再出現曹興誠、蔡明介這樣的科技領袖了。

如今，台灣人才流失的問題，竟然成為新加坡政府的反面教材。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說得很簡單、卻非常清楚：「人才培育」與「人才流失」是國家發展根本的問題，台灣人才流失的現象，已經造成全球競爭力的喪失；尚達曼說，台灣勞工平均薪資下降，原因在於台灣對於外國人才採閉關政策，最優秀且最聰明的人才正移往中國大陸、美國和其他國家。

政府這幾年的確很認真在創造就業機會，可惜的是，大量預算補貼的都是低薪的基層工作，結果創造了大量以「時薪103元」為基準的工作。表面上維持了社會的基本就業，實質上卻設立了非常低的標竿，間接鼓勵企業主以低薪雇用，造成了大學生薪水重回20年前水平的現象。

還有，在「公平正義」的大帽子下，政府對於高所得者存在敵視的心態，特別是政府高度仰賴對受薪階級的薪資所得課稅，晉身中高階主管必須承受40％的稅率，變相鼓勵有能力的經理人出走海外，選擇薪水更高、稅率更低的海外工作。同時，本土企業對優秀主管發放紅利、認股選擇權的制度僵化，動輒就遇到高稅率的瓶頸，90年代科技公司吸引海外學人歸國的工具，幾乎都在「公平」的原則下被回收殆盡。沒有好的獎酬機制，又必須繳交40％的高所得稅，難怪有能力者紛紛往外跑，而海外優秀人才則對回台工作興趣缺缺。

政府必須將「人才」當成重要的國家戰略來思考，重新創造正向的「人才培育」循環。在人才供應方面，要責成大學培養出具有謀生能力、能夠獨立思考，而且具有良好社群能力的大學生，更要為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創造「高所得」的工作機會。人才供應也要適度引進外來精英，美國長期吸引全球頂尖青年，正是美國掌握科技創新與全球霸權的關鍵因素。台灣原本就是移民社會，今天台灣的繁榮，不就是從三百年前至今，一批又一批的外來移民創造出來的？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說得好：「即使國內沒有外國人，我們仍必須在其他地方與外國人競爭，關鍵在如何強化新加坡的團隊，讓新加坡本地人獲得最大的利益。」

不只是人才供應，政府更要積極創造「高所得」的人才需求。國際上有非常多的激勵機制，可以從企業端提供，也必須從政府端給予全面的獎勵。政府應該加速吸引國際頂尖的企業來台，有頂尖企業，才有人才培育的空間。而創造高所得的人才需求，必須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吸引制度。

世界的競爭，勝敗的關鍵就在「資本財」（Financial Capital） 與「人財」（Human Capital）。台灣的人才如果繼續長期流失，如果無法培育出具有全球視野的經理人，將來在國際的競爭上必然不戰而敗。四年前，馬英九總統第一任就任時，曾將「打造厚實的中產階級」列為最重要施政目標，不幸的是，四年後的今天，台灣卻成為國際公認的「低薪」、「血汗勞工」的國度。如何扭轉這個惡性循環，乃是政府責無旁貸的任務。

回顧過去，不論遭遇退出聯合國的政治危機，或是兩次石油危機造成的景氣衰退，或是泡沫經濟後的頓挫，再困難的時期，政府都曾經用盡全力吸引人才，歡迎並且努力創造相對高所得的工作機會。如今我們必須重拾這樣的精神，以吸引頂尖人才做為國家重要的戰略，這也是馬英九總統必須積極承擔的歷史責任。